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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达岭关城西北3华里，有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——岔道城遗址。
旧时，岔道城在京城西北享有盛名，一是因其素有延庆八景之“岔道秋风”的美景，二是因其曾为京城通往大漠的重要隘口和驿站。《居庸志略》记载：“八达岭为居庸之禁扼，岔道又为八达岭之藩篱”。“禁扼、藩篱”形象地表明了岔道城乃是居庸关及八达岭的军事前哨。岔道城的作用不可小觑。若来敌攻打八达岭，岔道城守军可以拦腰一击或攻其队尾，使之头尾不能相顾；若来敌攻打岔道城，八达岭关守军可攻击围城之敌，内外夹击迫敌退兵。故有古人评论其重要作用：“守岔道，所以守八达岭；守八达岭所以守居庸关；守居庸关所以守京师。”岔道城的险要曾经使李自成起义军三天未能攻下，只好绕道石峡关攻入居庸关，进而攻取了北京城。
岔道城的战略位置为何如此重要？原来，昌平西北部的南口村旧时称南口城，其实只是个边塞关口，并无百姓居住。从南口至八达岭关城（元时称北口），有一条狭长的山沟——因南北关口而称关沟。关沟全长40里，为太行山余脉与燕山的分界线。关沟内山高壑险，草深林密，沟底的崎岖小路不通马车，行人一天才能走完全程。故而南口城和岔道城不仅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，还是关沟南北两端的商贾云集之所。岔道就是从主路上分出来的岔路。关沟北口有三条岔路，可分别到达宣化、延庆、永宁。如果把关沟比作一株巨长的树干，则宣化、延庆、永宁犹如树干顶端的枝杈。
元朝灭亡，蒙古军队退回大漠。瓦剌、鞑靼部落骑兵先后从八达岭口、白羊口、古北口等要隘南下，杀人掠物，严重地威胁着京师的安全。明朝初期，为防范蒙古骑兵的侵扰，沿着塞外的险要地势夯筑了众多的土堡，派军兵日夜守卫，发现敌情点柴草或狼烟报告消息。长城以北的村庄名称多带个“堡”字，可能与附近的土堡有关。朝廷在财政充盈之后，又把各自独立的土堡连接成土石结构的边墙，绵延百余里。边墙的高低宽窄依山势的险陡或平缓状况而定。边墙与长城、墩台、烽火台及其它边关构成了名副其实的防御实体。
在八达岭关城西北岔道处原有一座土石结构的堡城，相传为汉代建造。明嘉靖三十年（1551年），朝廷采纳大臣王士翘加强边关军备的建议，重修了岔道屯堡。隆庆五年（1571年），加固岔道屯堡并在墙外包砌青砖而成为岔道城。从残破裸露的墙体可以断定，该城非一次性建成，的确经历了土堡、土石堡时期。长城守军驻扎在此城，故此又称为兵城。其时，岔道城设有守备衙署，守备统领三名把总，带兵788人。岔道城依北山偏东南方向的山势而建，呈不规则长方形，东西长约135丈，南北宽约56丈。该城设东、西城门（原有瓮城）；北山的边墙和墩台代替了城墙；南城墙上有敌楼。西、东城门的“岔西雄关”与“岔东雄关”门额，有万历三年（1575年）题款。城墙高约2.6丈，由石条、青砖、灰浆和夯土砌筑而成。城墙顶部墁砖，外高里低。排水槽朝向城里，既不给来敌抛绳攀墙之机会，又可缓解北方少雨的旱情。
现在，南城墙主体仍存，垛口、箭孔、敌楼全无，东西城门重修了部分外墙、垛口和箭孔，城门洞的石条地面和门外的石板桥凸凹不平，略显当年痕迹。西门内大街北侧有新修复的关帝庙、城隍庙。庙内有先民酬谢神灵演戏的戏楼。城里还有客栈、驿站、三关庙、衙署、清真寺遗址。刻满了沧桑岁月的几棵古槐，依然枝繁叶茂。它们见证了古城的刀光剑影、喧嚣冷寂。时过境迁。1644年，清军入关后，实行满蒙和睦政策，没有了战火硝烟。退役军兵就地转为民户，以种田为生，兵城演变成村庄。如今城内外二百多户人家同属岔道村，部分村民就是当年守城军兵的后裔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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